5月底，全国“两会”顺利闭幕，揭晓了中国政府应对疫情冲击的经济底牌——“纾困+改革”的组合拳。会议没有提出今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却强调了就业目标。这基本符合我的预期。过去一段时间来，我总结中国政府应对2018年以来经济下行压力的基本政策立场是：“改革比刺激更重要、就业比增长更重要”。

众所周知，去年8月份，受中美经贸磋商进程反复影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2016年底、2018年底和2019年5、6月份三次遇7不过后，终于跌破了7比1这个重要心理关口。在一般人看来，这是人民币汇率贬值，而于业内人士看来，却是机制比水平重要。破7之后，人民币汇率打开了可上可下的空间，汇率市场化程度提高。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正是破7之后人民币汇率遭遇的一次大考。

1月20日之前，国内经济初步企稳、中美经贸冲突降级提振了市场信心，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和境内银行间外汇市场下午四点半收盘价（下同）重新升破7。然而，1月21日之后，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抗疫”模式，人民币汇率转而下跌。迄今为止，虽然中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走势总体依然偏弱（见图1）。

去年汇率破7取得了超预期成功，人民币汇率不仅没有自由落体，反而出现了双向、宽幅震荡走势。去年，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最大振幅为6.0%，虽小于上年的11.0%，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披露的八种主要储备货币中排名第四，较上年提高了一位。因为这八种货币的平均最大振幅由上年的11.6%降至了6.6%（见图2）。

今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人民币汇率随着内外部形势发展变化，继续双向波动。3月初，曾经因本土疫情传播基本阻断、海外疫情蔓延加速、美元指数回落，一度重新升破7。之后，又因美股熔断、美指飙升，再度跌破7，延续至今（见图1）。尽管如此，上半年，人民币汇率最大振幅仅有4.0%，在八种主要储备货币中排名最后，且远低于八种货币的平均最大振幅10.6%（见图2）。

这及时释放了贬值压力，避免了贬值预期的积累。从1年期无本金交割远期（NDF）人民币兑美元交易隐含的汇率预期看，以中间价或收盘价跌破6.90为标志，可以观察到：第一次遇7 不过的2016年11月24日至2017年1月13日期间，日均贬值预期为2.63%；第二次遇7不过的2018年10月8日至12月3日期间，日均贬值预期为1.35%；第三次遇7不过的2019年5月17日至6月19日，日均贬值预期为0.79%；破7初期的2019年8月2日至12月25日期间，日均贬值预期为0.74%；疫情暴发以来的2020年1月21日至6月19日，日均贬值预期为0.43%（见图4）。

外汇市场低（升值）买高（贬值）卖的汇率杠杆调节作用正常发挥。今年前5个月，市场结汇意愿增强，购汇动机减弱：银行代客收汇结汇率平均为67.4%，较去年12月份上升了5.9个百分点；付汇购汇率为62.7%，回落了0.9个百分点。同期，银行即远期（含期权）结售汇顺差各月均为顺差，累计顺差774亿美元，同比增加1.12倍。这表明人民币汇率承压并非因为境内外汇供不应求，而是各种消息面利空造成的市场情绪偏空。年初至1月20日，收盘价相对于当日中间价偏强的交易日占比为61.5%，1月21日至6月19日该项占比降至32.3%。

更为关键的是，汇率灵活性增加，提高了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因疫情率先在中国集中暴发，故今年2月份起，中国央行就进入了疫情应对状态，采取数量和价格手段，保持市场流动性充裕，引导市场利率走低。这并未受到人民币汇率的掣肘。至于3月份以来，10年期和2年期中美国债收益率差先后重新走阔，主要反映了美联储无底线的货币大放水，以及两国通胀和经济成长的差异，导致美债收益率降得快、涨得慢。

此外，正是因为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体现了汇率机制的灵活性，以及人民币多边汇率稳定体现了非竞争性贬值的基本立场，故虽然今年人民币汇率创下近12年来的新低，但美方根据年初达成的经贸协议中的汇率共识，并未对中国提出“货币操纵”的质疑。

综上，将人民币汇率破7理解为贬值，来拉动出口，刺激经济，显然是将问题想得过于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