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人民币汇率走势先抑后扬，虽然6月份以来人民币双边汇率上升较多，但人民币对主要贸易伙伴货币的多边汇率升幅有限。需要说明的是，人民币升值并不会改变跨境资本偏流出趋势，在中国金融双向对外开放的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出与外 资增加人民币资产配置并不矛盾。 上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金融动荡、世界经济衰退、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等因素的影响，人民币汇率走势偏弱。到6月底， 境内中间价和下午四点半收盘价各下跌1.5%，5月底一度跌至12年来的新低。此后，受益于国内疫情防控有效、经济率先复苏、中外利差拉大、美元指数走弱等基本面利好因素的支撑，人民币汇率止跌回升、震荡上行。到9月底，中间价和收盘价较5月底分别上升4.7%和4.9%。其中，第三季度各月，中间价分别环比上升1.4%、1.8%和0.7%（见图1）。
虽然上半年，人民币汇率涨跌互现，但第一、二季度，衡量境内主要外汇供求关系的银行即、远期（含期权）结售汇分别为顺差480亿和264亿美元，为“8·11”汇改以来第二、三大的顺差，仅次于2018 年二季度的543亿美元的规模。反倒是第三季度，人民币汇率季均收盘价升幅为过去五个季度以来最大，但当季结售汇顺差仅为57亿美元。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低（升）买高（跌）卖的汇率“稳定 器”作用总体上正常发挥。第三季度，以银行代客收汇结汇率衡量的市场结汇动机减弱，收汇结汇率为63.7%，环比回落了1.2个百分点；以代客付汇购汇率衡量的市场购汇意愿增强，付汇购汇率为66.5%， 环比回升了3.0个百分点。
如果像2016年年底那样，人民币汇率越跌市场越抢购和囤积外汇，显然不是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方向。2017年人民币汇率止跌反弹， 才打破了单边下跌走势，转为汇率双向波动、市场预期分化。因此， 如果还用老眼光看待当前外汇市场，有可能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一种解读是，资本流入推动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升值又吸引了更多资本流入。但如果摆数据而非讲故事的话，事实并非如此。第三季度，银行代客即远期（含期权）结售汇顺差62亿美元， 较同期银行代客涉外外币收付顺差473亿美元少了411亿美元，该缺口环比增加了1.73倍，显示跨境资金偏流出规模在进一步扩大。
看到这一结果，可能不少人会感到困惑。因为当下盛传，国际投资者正在按照疫情防控效果和经济复苏进程的逻辑选择资产配置的目标市场。无疑，中国是这方面的明星。况且，中国还在不断扩大金融市场开放，并维持着较大的中外利差。对此，应该看到，跨境资本流出与外资增加人民币资产配置并不矛盾，因为中国金融是双向对外开放，即外资增加中国资产配置（负债方）与中资增加海外资产配置（资产方）这两个方向的跨境资本流动是在同时发生的。而部分国内分析恰恰是忽视了对外投资方向的资本流动，才出现了上述误判。第三季度，人民币汇率走势偏强，但陆股通项下累计净卖出244 亿元人民币，为今年连续第二个季度净卖出；同期，港股通项下累计净买入1531亿元人民币。两者轧差后，股票通项下累计净流出资金1775亿元人民币，季度净流出额仅次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股灾时期。今年二、三季度，中国经济持续正增长，出口超预期增长、外贸顺差反弹，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正拉动作用功不可没。但是，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先抑后扬、宽幅震荡是又一次生动的汇率风险教育。如果企业不能够进一步树立风险中性意识，严格财务纪律，控制货币错配和汇率敞口，那么主业经营的利润很可能会被汇率波动所侵蚀。最近，有关部门将远期购汇外汇风险准备金率降至零，同时增加QDII投资额度，淡出中间价报价机制中的逆周期调节因子。这释放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信号，即汇率政策和监管政策将进一步回归中性，汇率市场化改革也将继续深化，政府对于汇率波动的容忍度提高，以进一步便利企业汇率风险对冲和依法合规的跨境资本流出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