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出现了新的变化，欧洲列强的国力开始下降，美日逐渐兴起，中国开始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1930年，近代实业家朱继圣集资30万元在天津旧英租界营盘外购得七亩田土，于次年建成天津仁立毛纺厂，主要生产地毯、制服呢、毛呢及床毯等，与当时的进口毛纺织品唱起了对台戏。1933年仁立启用“天马牌”呢绒商标，商标中骏马昂扬而立，目视远方，极为气派，道出的是中国人开办企业的雄心壮志。仁立毛纺厂的产品一经推出便广受欢迎，并在北京、上海等地设立了分公司和销售点，之后，朱继圣先生还亲自带着产品到日本、美国和荷兰等国，建立客户网络，“仁立”很快成为驰名海内外的呢绒品牌。

1930年7月，中国近代爱国实业家刘鸿生在上海创办了章华毛呢纺织公司。公司刚起步时，章华使用湖州羊毛作为原料生产呢绒，但质地不过关，机器设备也跟不上，最终只能生产军衣呢为主的粗货。在经历连续几月亏损之后，“企业大王”刘鸿生辞去兼任的总经理之职，委任中华银行经理的女婿程年彭为新任总经理。依靠中华银行的资金，利用成本会计制度及其他各项管理制度，在程年彭总经理的带领下，章华公司的生产逐步走上正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章华生产的薄哔叽等细呢，用“九一八”作为商标，迎合国人抵制日货的爱国心理，一下子打开销路，生意特别好，有一次还因顾客拥挤，南京章华门市部的玻璃窗也被轧碎了。除了商标创意起作用之外，章华呢绒畅销的另一个原因是，它适合缝制中装和妇女旗袍。

1932年4月15日，近代天津实业救国代表人物宋裴卿以招股方式在天津租借设厂，成立“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宋裴卿任总经理，赵子贞、宋宇涵任副理。公司成立之初，他们以厂名为牌，销售“东亚”牌毛线，可宋裴卿总觉得不尽人意，中国人的品牌应响亮地道出中国人的志气与雄心，于是在赵子贞的建议下改名“抵洋”，顾名思义，自是抵制洋货的内涵。为了跟英日纺织巨头们一较长短，受英商博得运品牌“蜜蜂”，日商加滕洋行品牌“麻雀”的启发，宋裴卿眼前一亮——变洋为羊。由于“抵羊”与“抵洋”同音，羊又是特别的雄健、勇猛。双羊相抵，双角峥嵘，四目圆睁，毫不退让，这不是企业的豪迈形象与拼搏精神么！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东亚产量不仅翻了五番，而且生意日隆，特别是那“国人资本，国人制造”的口号更为深得人心。日寇侵占东三省后，抵制日货声浪日高，连一切外货都打入不受欢迎之列，“抵羊”如异军突起，迅速地奔出津门，直达内地、沿海。

1935年，以荣德生、唐保谦，唐骧廷及唐君远为代表的荣氏及唐氏家族在无锡创办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精纺面料生产企业——无锡协新毛纺织染整厂。创业之初，协新在经营上采取不生产与日本货相同的市场大路货，而仿制英国的啥味呢、马裤呢、花呢等产品，价格低于英国货，在市场上颇受欢迎，曾由上海棋盘街呢绒商联合组织联谊公司向该厂包销。民国26年(1938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无锡沦陷，翌年春，大日本纺织公司董事长通过日军司令部胁迫唐君远将丽新厂与日方“合作”，被拒绝，为此，日军将他关在木笼子折磨了两个星期。出狱后，他避难来沪利用租界特殊环境，建立上海协新毛纺织厂，昌兴织布及棉纺厂等，继续生产与无锡厂同类的产品。

以上四家企业，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近代民族毛纺工业发展的一个缩影。我们可以从这些企业的创办者身上，体会到实业救国的民族责任，也可以从他们的品牌故事当中感受到那种不服输的中国企业家精神，那种与国同在的爱国主义情怀。

作为晚辈，我们一定要立足毛纺行业，倡导“企业家精神”，勇担“实业报国”的民族责任，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在新的百年征程上，我们要积极契合国家发展战略，善于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趋利避害，奋勇前进，把我国打造成世界一流的现代化毛纺强国 。